译介学专题 | 廖七一：译介学与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1979年之后，国内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从单一的语言内部研究向多学科、跨学科发展，从字词句向社会文化发展，从形而下向形而上发展。回顾几十年来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相信每一个学者都会感觉得到“译介学”的影响和贡献。谢天振从比较文学介入翻译研究，对传统的翻译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创立译介学的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的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翻译研究从此走出“原地循环”的研究模式（史国强 2011:22）。译介学不仅是翻译研究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拓展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进程和走向。

1990年前后中国的翻译研究，要么沉溺于“信达雅”的诠释与论争，要么斤斤于字当句对的转换，主流的翻译批评仍然集中于文本和翻译技术层面。1981年刘靖之主编的《翻译论集》、1983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文集》、1984年《翻译通讯》编辑部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1989年王寿兰编选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等等，这些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仍然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和对翻译的感性思考。虽然也有学者提到要从语言学、美学、阐释学、哲学、文化研究等理论上观照翻译和翻译活动，但仔细阅读之后发现，真正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技巧、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比例并不大；特别是上升到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的翻译研究尚不多见。

1991年，南木在为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作序时称：“浅见以为，翻译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简述如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而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南木 1991:51）南木的观点带有普遍性。他不仅否认数学和翻译的学科地位，而且将翻译仅仅视为“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没有区别作为实践活动的翻译与作为学科的翻译研究。对于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些译学概念，他也认为“有欠妥之处”，明确指出诸如“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等等，便值得商榷。”（南木 1991:52）上述译学概念当然可以商榷，但问题在于这些观点反映出国内译界对西方的翻译研究少有接触，认识还比较粗浅，局限在传统翻译技能的层面。

对当时翻译研究的现状，杨自俭在1993年的《中国翻译》上撰文，做出比较清楚的梳理，“翻译理论研究”包括如下10个方面：翻译理论模式、翻译原理、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美学、风格、神韵、翻译家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外国译论介评等，并认为“中国译学理论体系”已经“初步构建问世”，其证据就是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刘宓庆的《西方翻译理论概评》和《现代翻译理论》（杨自俭 1993:11）。他同时又强调翻译研究最核心的仍然是信达雅，并称“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在短期内还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取代它。”（杨自俭 1993:13）

杨自俭对当时的研究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10年,我们的理论研究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3个层次上都取得可喜的成果,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杨自俭 1993:11）不过，他对当时的理论研究现状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纵观我国语言研究与翻译两个领域,应该说历史悠久,著述甚丰,但要说出几本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却十分困难。这是轻视理论研究的传统所致,具体说就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对自己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和理论性的阐释,所以难有重大的理论建树。”（杨自俭 1993:12）他甚至告诫翻译研究者“抽出部分精力对你的实际工作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探索,这不仅能提高你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会使你的实际工作更有成效。”（杨自俭 1993:12）

客观地说，杨自俭对当时翻译研究的梳理非常精到和系统，他对译界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译界理论意识薄弱的批评，非常具有前瞻性。不可讳言的是，当时国内译学界对翻译学科的预期与设想还比较肤浅，翻译界基本上是模仿论范式的一统天下。翻译被等同于一门技艺和语言转换；评判标准仍然局限在近100年来的信达雅；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所关注的仍然是忠实再现、译文的风格、神韵、译者的素养和态度等形而下的层面。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译介学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谢天振从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被边缘化的现象切入，质疑学界对翻译文学的定位与评价，进而对传统翻译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将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给以专章论述”。然而，自1949年以后，在各种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翻译文学却不再享有这样的地位，它只是附带地被提及，没有专门的论述，当然更没有专门的章节。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大起大落的现象，迄今未见有任何解释。也许人们根本否认“翻译文学”的存在；也许人们从来就不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 1990:56）与此同时，谢天振开始对翻译的本质进行追问。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存有一种偏见，总以为翻译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只要懂一点外语，有一本外语辞典，任何人都能从事文学翻译。这种偏见同时还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文学家和翻译文学的看法：前者被鄙薄为‘翻译匠’，后者则被视作没有独立的自身价值。”（谢天振 1994:176）

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该有自身的重要地位。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代替的作用”（谢天振 1994:178），因而将翻译作品的评价提升到文化意义的高度。他独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使译介学从一开始就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超越传统译界狭隘的视野，提出若干年后人们才接受的翻译的文化意义：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 1994:179-180）。不难发现，译介学研究的本质不在于简单的文字转换，也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再现，它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而是原文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 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 1999:1）这是传统的翻译学者很少想过、更没有尝试去回答的问题。

跨学科与文化转向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主流，是语言学、文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译介学的跨学科介入极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研究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首先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批判上面。谢天振的“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境”“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如何看待中西译论研究的差距——兼谈学术争鸣的学风和文风”“论译学观念现代化”，等等，提出一系列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研究途径，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方平曾高度赞赏说“面向社会成见的挑战”意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方平 1999:9）；朱徽称《译介学》具有“批判传统谬见”的现实意义（朱徽 2000:59）。台湾学者认为，阅读谢天振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能轻易“获得全新的观念，乃至调整阅读的视野”（卢康华 1995:216）。译介学的出现对传统的翻译观念形成强烈冲击，不仅改变了国内译学界长期以来热衷于“信达雅”的诠释和解读的风尚，还使国内的翻译研究从技能的讨论转向理论的探索，从而开启了现代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批评尽管比较尖锐，但却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国内译界对理论的态度。谢天振明确提出国内翻译界存在3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译论从“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到“信达雅”“神似”“化境”，几乎都围绕“怎么译”展开。（谢天振 2001:2-3）对翻译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固然重要，但翻译技巧的探讨与翻译经验的总结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应该发现其中的规律。此外，理论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而从“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谢天振 2001:3）。

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凡是理论都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谢天振 2001:3）。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学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主要从事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这很自然；就像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理论家一样。同理，我们也不能强求翻译家能提出高深的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家有高超的翻译实践水平。我们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抱负的学者从事翻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纯理论的研究。其实，这样的认识在其他学科发展的初期也很常见。霍姆斯( J. Holmes) 就曾指出，翻译研究可分为纯学术性的翻译研究和应用性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功能除了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外，还具有描述翻译现象、解释和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预测翻译可能性的功能（Holmes 2000:176）。既然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我们就不能仅限于形而下的“术”的讨论，必须重视形而上的抽象，翻译研究自然应该上升到理论层面。

谢天振指出的国内翻译界对翻译研究的第三个认识误区是国内翻译界习惯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而忽视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和普遍规律。翻译既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翻译研究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探索翻译规范(translational norms)和翻译普遍性( translational universals)，强调从个体上升到整体、从局部上升到全球。坚持“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显然有悖于世界翻译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趋势。他明确指出，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自成体系”可能“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探讨”。（谢天振 2001:4）正如有学者所言，过分强调特色会“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张南峰2000:224）。谢天振超越当时盛行的“有无之辩”(即有没有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无意义) 与“中西之争”(即西方的翻译理论有无普适性，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翻译实际)，突破民族本位的局限。

谢天振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翻译研究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用巴恩斯通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那些研究“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谢天振 2001:5）。这也是许多翻译理论家所谓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 阶段。其后，西方翻译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领域也大大扩展，译作的发起人、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不仅讨论文本之间的忠实与等值关系，而且注意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谢天振 2001:4）。“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谢天振 2001:4）翻译理论的建构和翻译研究的发展要求一部分学者“尽快摆脱‘匠人之见’”而成为翻译研究的“建筑大师”（谢天振 2003:256）。谢天振对“术”与“学”的关系的论述，振聋发聩；对改变寻章摘句式的批评风气，无疑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2004年，《中国翻译》刊发一篇编者按语，称中国翻译研究面临的困境是“窄”与“薄”。“窄”主要指“研究的路子窄，体现在创新意识不够，走别人的老路，缺乏理论框架与体系的突破”。所谓“薄”则是“指理论底子薄，跨学科知识严重欠缺”，强调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突破”。编者按认为，“学术创新贵在有探索意识和勇气，选题没有魄力，没有创意，只求保险，学术建树就无从谈起”。（编者2004:6）在编者按语之后刊发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谢天振的“论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该文不仅是从研究观念上对译学发展进行论证，突出地表现谢天振跨学科和理论建构的学术意识，更重要的是对学术创新的回应。谢天振认为，“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变化，翻译研究的内容也已经发生变化，然而我们的译学观念却没有变化，我们的翻译研究者队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不少人的译学观念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以前。”（谢天振 2004:7-8）也就是说“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文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谢天振2004: 8）谢天振还认为，翻译的文化语境也已经从口语交往阶段、文字翻译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文化翻译阶段，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走向。不了解世界范围内译学研究的趋势与动态，“再不迅速实现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向”，无疑会成为我国译学理论建设和翻译学科建设的“瓶颈口”，“势必阻滞中国译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对我们整个翻译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谢天振 2004:8）这无疑对翻译研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应该指出，译介学的传播与影响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和学派创新。笔者在中国翻译学科发展报告中曾对当下译界的局限做过讨论，认为中国译学界存在一种“失语症”，“缺少自主创新的理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廖七一 2007:49）。谢天振推出的译介学理论、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概念体系，在大陆、港台和海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贾植芳教授就曾对谢天振的《译介学》给予积极肯定，称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大量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评述，从而得出与文学史的编写、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关系的重大结论……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新层面，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贾植芳 1999:4）可见，称《译介学》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绝非溢美之词。

如果从现代译学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霍姆斯划时代的文献《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我们会发现，翻译作品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似乎并没有在其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霍姆斯在30多年以前就预见到翻译研究今天的发展。但时至今日，“译介学”仍无法找到相应的英文术语，这让谢天振面临杜撰术语“Medio- translatology”的尴尬。西方至今仍然没有与译介学理论相关、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专著问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开创崭新学术领域、建构全新学派或理论所面临的艰难。

译介学将翻译研究从形而下的语言转换提高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层面。“批评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更准确地解释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各种差异，并揭示其背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孙萍 綦天柱 2005:90）。在新近出版的《译介学导论》中，谢天振阐述了译介学对翻译研究“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译介学扩大并深化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认识；其次，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肯定并提高文学翻译的价值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第三，界定、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第四，译介学对编写翻译文学史的思考展现出广阔的学术空间。（谢天振 2007:13-14）从当前国内学者翻译研究的选题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此言不虚。许多学者从“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等术语体系中得到灵感、受到启发。这些术语已成为翻译界流通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译介学》也成为国内翻译研究参考最多的中文文献。有学者统计，“《译介学》自 1999 年问世以来，至今已连续印刷4次……被引用率在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都名列前茅”，“CSSCI 刊物引证的次数每年都超过18次”。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2010）也都“把译介学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蔡韵韵 2011:575）

译介学经过20多年的不断完善与丰富，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导，不断地被译界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史的编写和文化典籍的外译。

首先，译介学理论被成功地应用于文学翻译史的编写。有学者指出，谢天振首次“分析翻译文学的性质、归属和地位”，并“从理论上探讨撰写‘翻译文学史’的方法论问题”（查明建 2000:127）。众所周知，国内已经出版过不少的翻译文学史或文学翻译史，仅在2005年就出版过4部翻译史和3部翻译家专论。但从整体上看，“翻译史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和史料意义”（廖七一 2007: 41）；这也是翻译史编写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编者要么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无法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或概括出翻译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要么缺少对所涉及的史料有理论深度的梳理，某些翻译史几乎成了翻译事件流水账。谢天振认为：

以叙述文学翻译事件为主的“翻译文学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而是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历时性的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翻译文学史将翻译文学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达到某种文化目的的翻译上的处理以及翻译的效果等，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和意义。（谢天振 2007:162-163）

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谢天振和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谢天振 查明建 2004）具有典范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这部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对译介学理论系统的史学尝试，阐明“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区别，分析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化多元系统的关系，回答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学科地位和构成要素等基本问题。第二，这本翻译文学史成功地应用“线”与“面”相结合的编排方式，在客观描述翻译文学事件发展线索的同时，强调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传播、接受与影响。第三，承认和肯定翻译家、文学社团和“披上了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的主体地位。第四，将翻译文学史“看成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和文学影响史”。（耿强 2007:86）这一尝试不仅体现出谢天振“独有的阐释学意识”和“史家理论上的前见”（耿强 2007:85），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评价与定位，确立了翻译史编写的新范例。

在当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译介学成为翻译界一种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其实早在2008年谢天振就开始关注并发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文章。通过这些著述，谢天振将译介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对典籍外译的本质、意义、途径、特征、方法和认识误区等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与论证。谢天振认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是一项跨文化工程，我们“一定要跳出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一定要把翻译的问题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之下，去审视、去思考”，“才能深刻认识翻译与语言文字转换背后的诸多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抓住‘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谢天振 2013:47）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译入”与“译出”的差异，不能将照顾“接受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视为“对西方读者的曲意奉迎”，要了解主流文化向非主流文化流动的译介基本规律；重视文化交际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谢天振 2014:5-8）。

通过梳理佛经翻译的历史，谢天振强调要“摒弃‘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认清“适应”和“认同”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谢天振 2017:8），“发现外译文化与对象国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构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谢天振 2017:10），“让中国的专家、学者、译者参与到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活动中去”（谢天振 2017:8）。可以说，谢天振从译介学原理出发，不仅敏锐地发现了当下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中的偏颇与局限，更从理论上分析了产生失误的原因，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可行的译介策略。

谢天振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1992年在《外国语》上发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4年在台湾出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1999年出版《译介学》，2007年出版《译介学导论》。最近几年来，更是接连推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2011）、《翻译研究新视野》（2014）、《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2014）、《超越文本超越翻译》（2014）等专著和个人论文集，对译介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现在译介学已经成为国内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有意思的是，法国的“创造性叛逆”等译介学思想也曾传入日本，并较中国为早，但“却没有枝繁叶茂，至今尚无‘学名’；‘创造性叛逆’这一核心概念，也未能有效普及”（高宁 2016:142）。而在中国，译介学却“生根发芽，迅速成长”，成为“中国当代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整个人文学界的关注与重视。”（高宁 2016:142）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日本缺乏像谢天振这样致力于译介学研究的大家”（高宁 2016:142）。应该说此言不虚。在过去的20多年中，译介学的观念引发多次论争；有人给予高度肯定和支持，但也有人质疑，甚至反对；至今仍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王向远 2017：62-69）谢天振曾比较系统地回应这些质疑，并指出若干对译介学的误读。（谢天振 2012:34-36）不可否认的是，译介学及其引发的种种论争改变了学界对许多翻译核心概念的认识与界定，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促进了翻译研究的理论提升。由于谢天振身兼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翻译教育家和翻译学科的规划者、组织者和建设者等多重学术身份，其影响远非单纯的翻译家所能相比。他将翻译研究与批评的“目光引向翻译的现实，关注翻译在译入语语境中的地位、传播、作用、影响、意义等问题”，“突显并肯定文学翻译家的劳动价值”，并将关注的重心“从原文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谢天振2012: 38-39）可以说，译介学在影响众多翻译研究学者的思路与方法的同时，也改变着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发展方向。

本文刊发于《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转自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侵删。